】做城里人：竟然是一个农村孩子心中最大的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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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杨凡由于要忙于收花检验，几乎无暇思考自己个人的事情，只有等到晚上躺上床上独自睡觉时，才有机会放飞思绪的翅膀任其无拘无束地翱翔。眼看还有两天就要正式开庭了，虽说杨凡已经预先知道法院对自己的判决结果，但一想到从今而后将独自面对的漫漫刑期，个中滋味实令他难以下咽。追溯自己大半人生之路，杨凡真有往事如梦的感觉。
杨凡作为一名地道的农村人的儿子，同千千万万其他农村人的儿子一样，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比较艰苦环境之中。杨凡出生的时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真可谓生不逢时，刚来到人世间没多久，就赶上了□□。难怪后来母亲常对人含泪说：“凡儿这孩子命真大，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但却能奇迹般地活下来。”
杨凡从六岁开始就帮着家里人每天外出放牛，八岁开始就承包了全家烧饭所需的薪柴。杨凡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八九岁与同村人爬上东南边六公里外海拔九百多米高的山上砍柴时的情景，由于当时年纪实在太小，有一次不小心柴刀砍到了自己的左手手背上，顿时鲜血直流，多愧同村的杨大叔及时寻找到能止血的树叶子放在他嘴中嚼碎后涂在伤口处并替杨凡包扎好，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杨凡仍记得，那时虽然吃不饱饭，但每天早晨都要空腹上山砍柴，以致挑着沉重的薪柴下山时两条腿总是颤抖不停。有一回下山时，由于坡陡路滑，加上肚子又饿，两条腿颤抖得更加厉害，杨凡一不留神连人带柴一道往山下滚去，幸好前面不远处有一棵树挡住了，否则小命难保。
杨凡共有兄妹六人，由于家里人多，父母无钱给孩子们买鞋穿，平时大部分劳动时间是打着赤脚干活的。有一天，杨凡同往日一样打着赤脚上山砍柴，不小心踩上竹刺，毕竟年少无知，不懂及时清理伤口，直到肩挑着薪柴下山没走多久，杨凡感到来自脚掌心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以致瘦削的肩膀根本无法承受两捆薪柴的压力，杨凡不得不忍心将自己辛苦砍得的薪柴丢弃而一拐一拐步履艰难地空手往家走去。可是，好不容易回到家时，父亲却大骂杨凡没有用，砍了半天柴竟一根都拿不回家，于是，将杨凡重重地狠揍了一顿。幸好母亲及时出面制止，杨凡才终于脱离了困境。然而，由于父母的粗心加上贫穷，未能及时请医生对伤口进行有效处理，杨凡脚上的伤口很快发炎了，为此，他整整在床上躺了八个多月。不过，即使处于这样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下，病魔仍没有将小杨凡摧垮。第九个月后，杨凡的脚奇迹般地消肿了，伤口也在一天天地痊愈，终于有一天杨凡又可以在地面上自由地行走了。
这些事情，即使是今天想起来，杨凡还是深深地感到心有余悸。不过，杨凡仍不明白，当年家中尽管穷得叮当响，可却总有干不完的事要做。杨凡记得自己已九周岁了，邻居的孩子们一个个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而自己却仍待在家里不是上山去砍柴，就是外出去放牛。有一次，杨凡吵着要上学去，却给父亲痛骂了一顿。父亲说家中吃饭的人多，干活要紧，又说，反正扶犁种田，读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杨凡明白跟父亲多说也没有用，于是，有一天他偷偷地跑到学校去给自己报名登记了。父亲知道这事后仍不同意让杨凡去读书，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天，是学校老师见杨凡已报名读书却迟迟未来上课，以为出了什么事情，便跑到杨凡家来做家访。老师当着杨凡父母的面称赞杨凡，说这孩子思路敏捷，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劝杨凡的父母支持杨凡读书。杨凡母亲是农村里最典型的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心地善良，勤劳能干，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花在这个家上。母亲听老师称赞杨凡，心中很是高兴，也不管父亲同意与否，便满口答应了老师，说：“凡儿，你明天早上就可以上学去了”。老师因为工作目的已经达到，也心情舒畅地回学校去了。
杨凡在四五岁的时候，那时奶奶仍健在，他曾多次听奶奶说过，多读书就能使自己有一个好前途，还有可能成为一名城里人。所以，杨凡从小就已经知道读书是很有用的。自从上学以后，杨凡一直发奋用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优秀学生”或“学习积极分子”。更为有趣的是，从读小学开始到博士生毕业近二十年，虽然其间曾就读于许多不同的学校，但是，杨凡一直担任着其所在班的班长，而且几乎未中断过。
读书对不少孩子来说都会感到辛苦，然而，在杨凡眼里，读书与上山砍柴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法比。因此，在日后的学习生涯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杨凡总会拿饿着肚子上山砍来相对照，从而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对学习的信心和热情。
小时候，杨凡不明白为何农村人的生活会那样苦，为何一天干到晚，竟然连饭都吃饱。当看到城里人一个个细皮白肉，吃的穿的都明显地比农村人好得多，尤其是当看到城里人来到农村在农村人面前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样子时，杨凡内心感到很纳闷，他想不透为何会如此地不公平、不平等？因此，现实生活对杨凡所造成的最原始冲动就是，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城里人。
实际上，这也是杨凡小时候一直全力以赴为之实现的一个最大理想。杨凡性格中继承母亲的要多些，虽然他从小就非常勤劳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但同时杨凡从很小时候开始也就明白，农村人的这种苦难生活实在不是人能过的，尤其不是一个心中充满着理想和抱负的人所愿意过的。杨凡从小就有些害怕，害怕有朝一日自己像父母那样无意义、无价值地活着，因此，他一直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在他身发生。
杨凡仍记得自己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下子来了两名插班生，一名叫肖玲，一名叫徐建霞，她们都是从城里来的。据说，她们来到农村主要是由于其父母的家庭成分不好才被下放到农村来劳动改造的，其父母在下放劳动期间的工资只能领到70%。可即使如此，在小杨凡的眼里，她们就像来自天堂的人一样。徐建霞一到班上没多久老师就让她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她们不仅肤色白润长得好，穿得好，而且学习成绩也远比班上其他农村子弟好得多。她们的父母常会到学校来探望，了解学校环境和孩子的学业进展状况，有时还会与学校老师们聊天。
杨凡明显地看得出，几乎所有老师都对徐建霞和肖玲的父母很是尊重，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总是毫无顾忌地在校园内随时随地进行着。有时，大人之间谈得兴起时，老师还会分别把徐建霞或肖玲唤过去，每当此时，她们总是会很有礼貌地先叫一声“老师好”，然而自动地站在老师一边。老师则会做出很是关爱的样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们头，然后向她们的父母称赞二人是如何懂事有礼貌，学习成绩也是如何怎般地好。二人的父母每当听到老师们的称赞时，总是会露出一副谦逊而又愉快的笑容，说：“这都是你们老师辛勤教育的结果，太谢谢你们啦。”其交谈气氛之投机和融洽，常令杨凡羡慕不已。
小时候，杨凡常想，为何同是做父母的，可自己的父母却从未关心过自己的学习情况，而且，不仅如此，父亲曾三番五次地要自己放弃读书回家同他一道务农，还说，多一份劳力就多一份收入。那时，杨凡不明白，为何同样是人，但其观点、态度及生活水准却是天壤之别。
而且，更令杨凡感到受刺激的是，同样是学生，老师们总是对徐建霞和肖玲她们显得特别照顾些。上课提问时，常常是找她们回答，上劳动课时，则总是有意让她们干些很轻很轻的活。她们的校园生活也总是无忧无虚的，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有“忧愁”二字似的。为此，杨凡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要是自己能变成她们、自己的父母也能变成她们的父母一样那该有多也好啊！
杨凡从小就是个很要强的孩子，为了使自己的成绩能超过徐建霞和肖玲她们，他一直暗暗地发奋苦读，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多久以后，每次班上考试，杨凡的考试成绩均已远远超过她们二人了。这令杨凡想到，农村孩子的智商并不比城里孩子低，只要勤奋努力，一样能取得好成绩。明白这一点，对杨凡日后的人生之路，影响很大。
作一名学生，优异的学习成绩往往能成为受同学们尊敬的本钱，关于这一点，杨凡的体会尤其深刻。进入初中一年级学习之后，杨凡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遥遥领先，选举班长时，同学一致选举他为班长。那时，由于学校离家很远，杨凡班上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寄宿在学校。只有到了每周星期六下午，同学们才会有机会回家与父母团聚。那时，有钱的同学可以向学校食堂买菜吃，没有钱的同学，则只能靠每周日下午返校时，从家中用小竹筒或玻璃罐头瓶子装上咸菜和豆腐乳以供一周下饭之用。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由于杨凡与徐建霞都是等到班主任老师开完班干部会议之后才回家的，这时学校的其他同学早已先走了，因此，杨凡与徐建霞第一次有机会结伴回家。
“你的学习成绩这么好，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徐建霞毕竟是城里人，为人大方开朗，她首先打破沉默。
“也难说有什么好打算，现在这种局面，等到高中毕业时有没有大学考还不知道，因此，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呗。”杨凡说。由于这是杨凡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别人家的女孩子单独在一起，所以，显得有些特别拘束和心慌。
“其实有大学考当然好，要是没有的话，到时报名当兵也是挺好的。你说呢？”徐建霞说。
“由于每年名额有限，加上如今走后门之风又盛行，没有背景关系，想去当兵恐怕也不容易哩。”杨凡答道。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许多事情只要想做，总会不愁没有办法的，是吧？”徐建霞又说。
“这倒是的，但客观条件也不能忽视啊。”杨凡有些信心不足地说。
“只要你有信心就好办，我爸同上面有些关系，到时我让他帮你忙准成。”徐建霞极力鼓励道。
“那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你爸呢？”杨凡客气地说。
“这个你不要管那么多，到时候我自有办法。”徐建霞自信而又有些神秘地说。
“不过，依我看，你家不会在农村久待的，怕到时你在哪里都不知道哩。”杨凡半开玩笑地说。此时，杨凡的神情已完全平静下来了，并又恢复了往日那一贯为人大度、开朗的神态。
“看你平常那么聪明，这么一下子变成傻呆了，再远也能通信的呀？”徐建霞娇嗔道。
“对，通信，对，通信。”杨凡自言自语道。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与徐建霞还有相互通信的机会。
“怎么？到时难道不愿与我保持书信来往？” 徐建霞反逼问杨凡。
“不是的，绝没有那么回事，我只是一时没想得那么远罢了？”杨凡忙解释道。
“唉，其实，你说的也对，真没有必要考虑那么远，也许我这一辈子就待在农村也很难说哩，到那时天天见面，自然就没有写信的必要了。是吧。”徐建霞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地说。
“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杨凡含笑道。
“为什么？”徐建霞故作不解地问。
“你不走了，我们不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一起读书，天天相见，不是很好么？” 杨凡说。
“好是好，不过，我总觉得在农村生活很不习惯，要是我们都能在城里生活，不是更好么？你说呢，难道你不想？”徐建霞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哪有不想的？只是想归想，现实归现实罢了。”杨凡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哎呀，只顾聊天，不觉间快到家了，嗳，到我家去坐坐如何？”徐建霞快到家之前问杨凡。杨凡的家要再往前走过两个村子才能到达。
“这样不好吧？”杨凡有些迟疑不决。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家又没有老虎要吃掉你，去吧，反正顺路。”徐建霞坚持说，同时，还用手拉了拉杨凡衣袖。
“可是，见到你父母怎么说呢？他们不会不高兴吧？”杨凡还是有些顾虑。
“你放心好啦。其实，我父母早就知道有你这个人，说不定正想见你哩，走吧。” 徐建霞有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味道。
于是，杨凡首次来到了徐建霞家。
杨凡至今仍记得，徐建霞一家住在当地邓家村的公共祠堂里，这个祠堂过去从未住过人家，但自从徐建霞一家搬进去居住后，似乎整个祠堂都变了样，变得有生气起来了。
她家中的家具不多，但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家门口前那一小块沙土地也整理得平平坦坦，打扫得干干净净，令人走进去后顿然会产生一种舒适、宁静感，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杨凡已明显地感到虽然同处农村，但这个家同自己从小所见惯了的多数农家大不一样。杨凡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初次见到徐建霞的父母时，刚好站在家门口的她的父亲慈祥地笑道：
“小霞的同学来啦，欢迎，欢迎。”
她父亲这一笑，令杨凡那本已很紧张的神经顿时松了下来。徐建霞的母亲对杨凡的到来也表现出慈母般的殷情及和霭可亲，由于，这是杨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外人的招待，因此，给杨凡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晚上，杨凡在徐建霞家吃过饭后，与徐建霞的父母一道聊了一一道聊了一会儿天，不知不觉中，杨凡回答了她父母看是随意却有意的许多提问。
当晚，在她父母的真情挽留下，杨凡在徐家住了一晚。不过最令杨凡回味的是，由于杨凡与徐建霞晚上首次同桌吃饭，又在一盏煤油灯下看书，面对面地同共探讨书中的难点和疑点问题以及这一过程中她对自己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敬重、热情与好感，还有油灯下所显现出的她那特别笑容和从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女性所特有的体香，令杨凡感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一种很特别的幸福感。许久以后，杨凡才明白，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初恋情结。
第二天早晨，杨凡告别徐建霞及她的父母回家去，临行前，杨凡几度想邀请徐建霞到自己家中去玩，但一想到家中状况，欲言又止，虽然，杨凡已看出徐建霞也是有此想法，并一直在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向她发出邀请，但经考虑再三，杨凡终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自从离开徐家后，一路上杨凡头脑中想的最多的还是徐家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气氛，杨凡心想，为何同样是家庭，而徐家上下却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充满着亲情，有一种能使人真正产生归家的温馨感。过去，他只是听人说过有关城里人的生活情况，可如今自己却已亲身体验过了真正城里人的生活了。
杨凡想，徐家所过的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因此，他又再一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图强，争取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过上像徐家那样的生活。
2
进入中学学习，整个上下仍处于“运动”之中，而且学习生活与今天相比完全不同。
那时，杨凡仍未成年，对外面的许多事情仍是一无所知，他弄不明白，为何老是开会，为何人人都要喊口号。杨凡觉得与其花时间开会，还不如多花时间搞生产？不过，有一件事对杨凡的刺激是不可低估的。他仍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上午，高年级的小将们把一对青年男女抓一批□□，会上小将们情绪高涨，只见有一名学生质问那女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何把你抓来□□？”
“不知道。”那女的答道。
“啊，还装得挺像，你他妈的败坏校风，乱搞关系，已当场被王刚等人抓获，到现在还妄想抵赖？已经是罪大超天，你知道么？” 其中一个小将喝骂道。
“青年人有谈恋爱的自由，是受法保护的，这有何错？”那女的反驳道。
“哦呵，你他妈的嘴还挺硬的，看来不给一点厉害，你是不会低头认罪的。”其中另一名小将挤过来一边骂咧咧，一边解下腰上的皮带朝女的身上狠狠地抽打过去，女的被当场打翻在地。
这时，小将的头儿高进阳振臂高呼：
“打倒女流氓！”
“女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砸烂她的狗头！”
于是，围观的学生也跟着高呼口号。那年月，要是一个人一旦被扣上乱搞异性关系或被认定作风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憎恨甚至公愤，因此，在高进阳等人的煽动下，小将们纷纷上前朝那女的拳打脚踢起来。会议结束后，高进阳等人可能觉得还不深刻、彻底，还没有完全摧垮敌人的嚣张气焰，于是，又将这两人双手朝后捆着悬吊在房子中间的横梁上，只让其脚尖可刚刚着地。然后，鼓励小将们用皮带轮流对其抽打。
高进阳发下话说：“小将们对敌人要不讲情面，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坚决将其打翻在地。” 接到号令，大伙一拥而上，攻击他们，直到叫停为止。
高进阳再次恶狠狠地那女的：“你现在认罪不？”
“我没有罪，有什么可认的？”那女的仍不屈服。
“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高进阳说完，狠狠地打了她好几耳光。
令人不解的是，面对此情此景，现场人群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抱打不平，相反大伙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看着热闹，甚时不时还会暴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像这样的局面，杨凡亲眼目睹过好多起，在他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也许正因为杨凡缺乏去凑那个热闹的激情，所以，他才会有比别人更多得多的时间去认真读书。他几乎什么书都读，只要能借到书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借。在大破“四旧”过程中，有大量的各类书籍被造反派们一把火烧掉，杨凡每次看到那种当众烧书的场面时，心中总会感到特别地难受。曾有好几次在准备烧书的前一刻，他以小恩小惠打通关系，暗中搞到了不少他喜欢的好书。
杨凡喜欢读书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曾听奶奶说过，他的□□父曾中过举人，那时家中还算富有，后来因爷爷去世得早，而父亲那时还小，加上家族不和，常为分家产不公打官司，以致逐渐家道中落，最终变得几乎一贫如洗，前后不过几十年的光景。然而，虽然家境贫寒，但祖先们留下来的书却不少，杨凡从读小学三年级后开始，就有选择地挑选家中藏书进行阅读，比如《镜花缘》、《搜神记》、《石头记》《论语》、《孟子》、《战国策》等就是那时候读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读书的增多，杨凡逐步懂得了更多东西，比如，有人说大运动那十年很乱，其实，在杨凡看来，大运动中每场小运动的全过程都是安排的非常好的，包括今天在哪开会？规模要多大？哪些人有资格参加？准备□□谁？会要开多长时间等，都是事先计划与部署好的。
还有，为什么村里人穷？小日子为何过得如此不顺利？杨凡已经明白关键不在于村里人是否努力劳作，而是“剪刀差”的存在所造成的。只要对村里人存在一天“剪刀差”现象，村里人就很难有好日子过，即使是从早到晚拼死拼活地干，也很难赚到能填饱肚子所需的粮食。所以，“剪刀差”实际上是影响村里人生活改善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村里人清苦的根源。不过，有一点，杨凡至今仍不明白，就是村民人为推翻老蒋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不少人甚至付了宝贵生命。
实际上，当年绝大部分兵源主要来自村里人的子弟们，可以说，没有村里人的直接参与，老蒋是不可能被打倒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何会在城里人与村里人之间发生厚此薄彼现象？这实在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当然，当年的杨凡根本不知道：在乡村实行的“剪刀差“措施，即高价卖给村里人工业品，低价甚至免费强制收购农产品，并不是上面的原创，它不过是地地道道或原质原味来自老苏农村政策的复制版罢了。
想到此，杨凡有些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在书桌上展开当天出版的报纸第一版，只见第一篇又是梁效的文章，由于老师要求上课时由杨凡进行领读，所以，乘上课之前，杨凡想多读几遍，熟悉内容，以便领读时能更顺口。头版的第二篇文章是一篇新闻报道，题目是《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头版的右下角还有一篇配有图片的新闻报道，它说的是大寨大队村民在陈村长正确领导下，由于认真学习了最高语录，所以，今年粮食又获得了特大丰收。
杨凡虽说是一名善于思考之人，但他的思想观点又常常是相互矛盾的。由于从小所接受的是官家正统教育，因此，尽管他一方面十分了解村里人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仍相当程度地相信上面是为老百姓好的，认为群众的生活水平暂时不高，主要是由于如报纸所说那样即底子薄、人口众多加上美帝苏修封锁的缘故，所以，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暂时苦点累点也是应该承受的。特别当杨凡进入高中学习以后，他仍然相信只要人人都为经济建设献计出力，克服个人小私而服从于天下大公，那么，社会就一定能很快地富起来。社会富了，村里人的日子自然也就会跟着好过起来，正如上面天天所说的那样：“大河不满，小河干；大河一满，小河才会满”。到那时，“剪刀差”措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可见，杨凡的心地是善良的。
要知道，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出生并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都是十分封闭的，他们日常所能读到和看到的信息都十分有限，人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就更加有限了。在那个时候，你即使是想偷偷收听海外的声音，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弄得不好的话，随时有可能招来弥天大祸，一旦给你戴上叛徒或反动分子等帽子，那你就可能一辈子翻不了身，从此，成日挨整受□□就成为家常便饭了。一旦落到如此地步，是男人就会娶不到妻子，因为没有女人会肯嫁给他；是女人就会嫁不到郎，因为没有男人敢娶她做妻子，所以，那时凡被戴上地富反坏右或里通外国等帽子的家庭，不少人家因娶不到媳妇而出现绝后情况比比皆是。
更严重的还有，如果他们是城里人，则将会失去赖以维生的宝贵工作机会，因为所有的企业全都归公有，让谁就业不让谁就业，其权利完全掌控在上面手中；如果他们是村里人，由于那时实行的集体化组织，村里人除了干活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家庭劳作一年，到年终却成了欠粮户，那时，也有余粮户（即年末可以从生产队分到钱的家庭），但为数很少。然而，一旦被戴上叛徒或反动分子等帽子，则他们就可能要么不停地挨□□，要么去修水库、修公路等接受强迫劳动，干得全是最危险和最繁重的活，而其肚子却更加永远别想填饱，其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了。
那时，全社会上下犹如被一张密不透风的巨大的网所覆盖，要是有人说了或做了与官家意志相违背的话和事，他将会无地容身，难以活命。你要是想外出谋生以逃避伤害，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村里人进城必须要有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出的证明书，才能住到旅店，要知道一名普通农村人特别是还有政治问题的农村人，要想拿到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出的证明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吃饭必须要有粮票，否则，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饭吃；城里人也是一样，要想离开所居住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几乎比登天还难。由于你没有新城市户口，没有吃饭所需的粮票，没有居住所需的证明书，这时，你将会深深地感到虽然天地之大，却无处可容身。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全都被牢不可破地限定在一个指定区域内，要想擅自离开，除非是上面需要，否则想要离开出生地或户口所在之地是绝对不可能的。
生为当地人，死为当地鬼，几乎是大多数人的命数。那年月不同今日，老百姓听到的只有一个声音，这就是：领导都是为人谋幸福的，是大救星，没有领导就没有大家的好日子过，“三座大山”就不会被推翻，老蒋就会回来，大家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就会过上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虽然杨凡思考了一生，也拼博了一生，但综观杨凡的大半人生之路，他的思路历程是：从学习别人的人生观，到认真探索自己的人生观，再到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人生观。正是这样坚持——否定——再坚持——再否定，周而复始，不断变化，以致最终哪是对？哪是错？连他本人也弄不明白了。加上，报纸每天不停地在宣传，杨凡同大多数人一样，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面所倡导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按照上面所设计的方向发展的。还在初一年级第二个学期时，杨凡就加入了青年组织并进行了宣誓。进入大学第二年，他加入了高级组织，成为其一名名符其实的正式成员，当他面对旗帜举起右手宣誓时，他毫不怀疑地相信理想有朝一日一定能够在全球实现。按照上面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杨凡够得上是一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
杨凡独自躺在床上，他十分明白，那个年月，像他那样追求政治进步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杨凡仍记得，当年在服兵役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为了能早日成为一名组织成员，他们在历次抗洪救灾中，真可谓奋不顾身，拼搏在前，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平时训练中，为了加入组织，有许多战士更是使出了自己浑身解数，刻苦训练，讨好上级，以便争取一个好的表现和好的印象，例如，找机会给班长、排长甚至连长洗衣服、折被子、打扫内务卫生等，都是人们争取表现常用的最流行手段，总之，只要能得到领导表扬，能让自己加入组织，许多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干的。
杨凡还记得，每年年底临近退伍时，由于有不少人即使是苦干了三年仍加入不了组织而心有不甘，有的甚至愤怒难平，有的借离队之机闹事，更有甚者因恨不公平而在枪杀了他的上级之后也饮弹自杀身亡，总之，每年年底有人离队及护送离队人士回乡成了上面一件最为头痛的事。
长期以来上下一个口径的宣传与灌输，或多或少地令杨凡相信，作为专政工具的队伍及各个部门的人都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正如报纸所宣传的那样，他们一个个都有很高的觉悟，很强的责任心和忘我的精神，一句话，他们都应该是群众所信得过的人，他们所打击的应该全是坏人或敌人，因此，应该不会出现如历朝历代那样的冤假错案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有当自己亲自品尝到“铁拳头”的厉害的人，才会真正认识清楚“铁拳头”的真正涵义。
应当承认，杨凡是一名很有抱负的人。从一个偏僻农家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正处级大公司总经理，他所为之付出的艰辛相比城里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他都做到了。实际上，杨凡对自己的智商和才干一贯十分自负，他常对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在他出事之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凡对自己未来前途从来都是信心满满的。他坚信，只要不断地努力和付出，就一定能干出一番功在当代名扬后人的大业绩的。然而，铁的现实却击破了他的梦想，令他几乎一瞬间从对人生充满期望迅速转变为彻底地绝望。
杨凡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着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他弄不清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何会落到今天这种悲惨境地，为何努力了大半生却仍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难道真的是命运在作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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