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消息时，我以为我会松口气，但是，消息发出去之后，我才真正仓皇。
在那之前，我只是被迫接受他所经历的，为他所经历的感到悲哀，一旦真的对他说出那四个字，反而会期待一些不太可能的东西。
好运这种事情，又不是只要期待就会发生。
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操场的风，教室的读书声对他而言的意义，它薛定谔地有解，不论我们是期待，怀念，它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上课的时候，陶江讲过一段我怎么都不能理解的话，他说，渐近线其实原本是不存在的，因为万物都具有绝对性，所以渐近线的最终归宿其实是完美的重合，而不能重合这一点是上帝赋予的，它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无限的希望，它的真谛是“hope”。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陶江拿来谎骗我们的诡计，因为，自从他说了这段看起来高端大气的话之后，我们对渐近线的理解深了不少，在做相关的题目时也总会像他说的那样——拥有无限希望。
我在纸上随便画出一个扭曲的图象，渐近线的延伸错杂地与图象相交，那些相交点，就是石在水的希望。
如果数学没有绝对性，我甚至荒谬地觉得石在水只是不小心得了重感冒，他只要在医院住几天，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睡足够的时间，就又可以坐在我旁边，认真地听数学课了。
发出消息之后，我几乎一整个晚上没有睡着，而他就像我们约好了一样，不回消息。
我可以细数那一整个晚上发生的细节：
晚上十点我躺在床上，邻居的大妈在我家坐到十一点钟，门砰的关上后，妈妈把弟弟安置在床上，随后开始把散落在地上的垃圾整理干净，时不时收拾桌子柜子发出细细簌簌的声响。
大约快到了十二点，街上已经传来寥寥几声爆竹声，等到零点，万物突然复苏般，一整条街绵延不绝响了足足半小时，床在窗户边上，玻璃被震得几乎随时都要裂掉，窗户外纷繁杂乱的烟花迷乱了人的视线，细看也有一些规律，最多的是橙红交错的放射形烟花，绿色中交杂着有深蓝色，也有朴素的烟灰白，噈地一溜冲上天，留下一绿白烟，便再也不见了踪影。
那时候，突然觉得知识学得多了也不见得是件好事，那些说烟花易冷的都太矫情了，不过是氯化铜，碳酸锶，锂盐之类的化合物，燃烧时发出的不同的颜色罢了，烧完了，自然就没了颜色。
大家都卡着零点在各大平台发一通新年快乐，然后那短暂的零点过去后，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仿佛只是吃了一顿饭一样简单。
这个时间，只剩下了大人，拿着仙女棒的小孩子大多都睡下了，我木然望着窗外，五彩斑斓的光色透过复杂的原理穿过视网膜透过瞳孔，不能让人感觉到丝毫的的温暖，隐约觉得，那个拥挤的小病房里，他也这样怔怔地坐着，透过那扇窄小的窗户，对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怀抱一些企盼，他有没有想我啊。
阿嚏。
阿嚏。
哇，这是在想我了吧。
真好，也许上天听见了我说话也
不一定。
大年一过，就再也不能日日躺在床上，拿着手机虚度光阴了，成堆的作业每天都变着法儿地刷存在感，让人时时警惕着。
好在大家都有一种超能力，我们都天真地以为开学前一天，可以轻松补完这些天欠下的作业，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最后一天期待有某位大神已经写完了全部的没有答案的习题。
这种同甘共苦的特殊情感在下午体现地尤为明显。
赵其已经消息轰炸了好几次，内容大致相同。
数学卷写完了吗？物理卷写完了吗？语文布置的作文写了吗？
没写，也没写，你自己搜吧。
赵其又抛来一个白眼的表情包，我回以同样的，因为我确实没写。
消息界面被各种作业得照片和答案链接充斥着，那一瞬不禁觉得大家在关键时刻的配合能力——相当融洽，相当巧妙，相当相当！
开学也简单，八点前教室里来的大都是“行家”，一本写完的练习册放在左边，另一边的手以火箭的速度疯狂把答案同比写在上面，甚至不惜把名字也写成一样的，后来，那些练习册上面写的到底是“2”还是“Π”，谁也不知道，传了好几手之后，有些东西只求形似了。
陶江安排我收作业，数学算是最“简单”的科目，大部分两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所以收作业的过程也比较顺畅。
我神气十足地把厚厚一摞作业稳稳当当放在他办公桌上时，他头都没抬，新学期，新气象，他确实更冷漠了。
那短暂的忙碌一过，突然脑袋翁地一声响。
我旁边空荡的座位又开始大面积地占领大脑的领地，还没反应过来，男姐拿着成绩单来换座位。
赵其笑脸嘻嘻跟老师商量些什么，转眼，他斗志昂扬向我走来，我们又成了同桌，而和石在水同桌时光恍如一个短暂的梦，还是春梦，第二天睡醒了，身边还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第二天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振华拿着话筒发言，大说一通，关键字就五个，军事化管理。本以为只是说说走个形式，谁知下一秒，几个抬头挺胸穿军装的年轻人就被领上了主席台。
他们自己轮流做自我介绍。
最中间那个长相瘦削棱角分明的教官代号“飓风”，在几个人里面色最为严肃，长相也最为俊俏，介绍完自己敬一个标准的礼，眼睛刚好眨了一下，惹得下面的小女生们一阵窃窃，陶江在老师堆里站着，隔老远狠狠鄙夷了那人一眼，就差把不喜欢三个字写在脸上公之于众了。
剩下还有三个，一个是肤色黝黑的年轻小伙，代号“野狼”，大概率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说话结结巴巴，脸上黑里透红，裤缝儿处的双手弹钢琴一样摆弄，另一个是一个圆脸姑娘，大大方方，亭亭玉立，一身军装把整个人衬得格外精气神，代号“燕子”，名如其人，最后一个是一个方脸姑娘，五官平平没什么特色，说话有气无力，用老陶的话来讲，“跟没吃饭一样”，代号“焉知”，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对于这几个人，其实大家本来都没怎么当回事儿，毕竟学校本来就算半封闭了，平时除了上课，吃饭，睡觉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军事化”的空间，但一到中午，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走出教室之后，我们竟被立马要求排队，这是教官的意思，说是要等所有人排好队之后进去吃饭会有秩序，午饭时间本来还算充裕，但一旦所有人排队，并且等待集合完毕之后，十多分钟已经过去，全校高一高二几十个班级整整齐齐排在食堂门口，和早上升旗其实相比都不会逊色。
教官一声令下，开饭，学生就像受惊的羊群，和“秩序”两个字丝毫不沾边。
以飓风为首的几个教官在台阶上笑得眉眼眯眯，像是做了什么大事儿。
人群中不乏吐槽这些人的，拿来充数的，浪费我们时间的，等等等，只是不论我们如何吐槽，在他们到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再也不能在吃饭时把腿舒服地摆在桌子腿上，也再不能在晚上按照我们想去的时间去厕所。
是这样，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宿舍的时候，以飓风为首的四个教官正在异常“官像”地巡查，他们命令我们在十五分钟之内洗完漱，十点半之后，楼道里就不可以出现人了,宿舍楼熄灯之后，他们不允许我们开台灯，我们补作业的方式一度进入“原始时代”，长时间呆在被窝里让人有种得了哮喘的错觉。
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随机地查宿舍。
有一次，宿舍两个人商量着去厕所，在确认楼道没人之后，两个人说说笑笑地出去，从厕所一出来，就被抓个正着。
两个人被记在女教官巡查时随身拿的一个册子上，她们扬言周一升旗时会通报批评，两个女生气地不知所言，女教官从宿舍出去后，一路说说笑笑下楼，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有多大。
这有点泯灭人性的规则即便我们集体上书也不能改，教官说，这是纪律。
后来，这项纪律在我漫长的高中三年
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
最后是一个学生在校长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长达两千字，用来吐槽这项纪律的非人性化，信的最后收录了几近一百个女生的签名，校长一看坐不住了，才勉为其难地同教官商议。
开学第二天一大早，教官就挨着叫门，在楼道里可劲儿吹哨，确给人一种人还在军训的错觉。
睡眼惺忪地跑完操，在教室坐下来，才体会一会儿会儿的安宁，这样看来，任何一个老师看起来都要比教官们顺眼地多。
赵其不知怎得突然来了兴致，悠闲地开口，“咱们去看石在水吧。”
我看着黑板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撇嘴问：“你知道他在哪儿？”
“他说他在县医院。”
“原来，他还会回消息的啊。”我泄气地趴在桌子上，特别想睡一觉。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这不是你巴不得的事情吗？”
“我，巴不得？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我凭什么对一个连消息都舍不得回的人巴不得？”
我总觉得赵其在故意气我，但又不得不同意，我确实巴不得，我巴不得现在立马就在他窗边候着，可事情远比我想的复杂，我想不透他妈妈话里的意思，不明白那个不确定里，不赞成我们在一起的成分大一点，还是害怕我空等一场的成分更大。
“那你真不去？”赵其又问。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不两个字了。”
他支支吾吾地纠正道：“是一个……字。”
“我说两个就两个”，我理直气壮，“还有，我要去，我非要看看那个倔驴光头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