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
妈妈诧异地看着我。
“我想去姑姑家住两天。”我尽力保持语气平静。
“想去就去吧。”
“你不得给我点儿零花钱”，为了让她更愉快地答应，我一改刚才的冷漠，堆出一副标准的笑脸。
“要多少？”
“那不得看你给多少？”
她从衣柜里拿出平时一惯背的黑色皮包，从最下面的夹层里掏出几张粉红色的纸币，一脸不耐烦地等待我接过去，突然想明白似的，“你不是不喜欢你姑父吗，怎么好好想起去那儿了？”
“要不是因为，要不是因为温卓，我才不去，那个家伙最近刚考完试，姑姑让我给她补两天课，你说我应不应该要点补课费？”
妈妈鄙夷地白了我一眼，到这种时候，一般争吵就过去了，她不记仇，我也没记性，接过钱后还提醒我把钱装好了。
我顺着弟弟玩耍的方向看了爸爸一眼，他连头都没有抬。
爸爸平时不喜欢掺和我俩之间的事情，吵得最凶的时候，我爸通常一句话都不说，即使是平时在学校跟我爸通电话，我们之间的交谈都不会超过半分钟，十秒钟等接通电话，十秒钟陈述事件，十秒钟的安静空荡，等我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对面已经挂了。
有次我们两个吵得很凶，妈妈不分青红皂白骂了我一顿，我一时间委屈地不想说话，饭也不吃，他就把饭放在我面前，半小时后我不吃，他就端走了，一句话都不说，到第三顿的时候，我实在饿了，忍不住和我妈妥协，我跟我爸讲理，我爸说，你妈就是那种人。
那种人，这三个字把我满腔翻涌的一通废水堵得死死的，没处倒腾。
光线昏暗的时候看他总有种悲凉，他一个快五十的人，为了不让白头发显出来每隔段时间就去趟理发店，头顶光亮的头发有点稀疏了，从前笑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的纹路现在明明显显地被时光镌刻在脸上，而我竟然什么都做不了。
早七点的公交，人少的可怜，我挑了最后面的位置坐下。
售票员熟练地买票，顺手塞给我一张名片，同样的名片我至少有五张了。
窗外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景色，砖红色的平房沿路渐渐消失在视线内，路边有一处看起来惊心动魄的车辙痕迹，坐在前面的几个大叔大声交谈着，说是前几天有辆车醉驾，大卡车直冲着滑坡翻下去，让人禁不住打个寒颤。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地平线处的太阳终于拨开阴霾，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透过清透的窗帘映入眼睛，闷声的大片红色充斥着，猛地睁眼，除却太阳的那点儿熹微的光辉，目之所及依旧是大片大片的灰色，灰色的枯枝，灰色的败草，落了灰的砖墙，无一不是。
倒是过了不知道多久，一片绿意盎然的油松划过眼睫，让人误以为这也是晴朗的一天。
公交车一路都走得从容细致，生是怕人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迷迷糊糊不知道睡了多久，售票员喊着到站了，我又猛地睁眼，看见售票员正不满地看着我。
车里已经空了，我顾不得道歉，麻利地冲下去，在站里找了个候车位坐下。
那之后，大脑是漫长的空白。
九点的车站人不多，偶尔路过几个提着行李箱的陌生人，二十来岁的年纪，应该是过年回家的大学生。
有个蓝色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拖着一个灰色行李箱，背着褐色背包坐过来，坐定后慢条斯理从包里掏出一个一个冒着热气的手抓饼，我早上没吃饭，味道敏锐地直钻鼻孔，口水忍不住流出来。
那味道久久回荡在我周围的这几分地方，时淡时浓，脑子里全然飘散着鸡蛋的香气。
年轻人吃得认真，我专注看着，突然反应过来这样不怎么礼貌，猛地把头扭过来，可能是动作太大了，他愕然地抬起头来。
随即，年轻人乐呵呵对我说；“那边有卖的，出站口之后右拐就可以看见了！”
其实也不是为了吃手抓饼的，他突然这样说，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只得连连谢谢，然后继续坐在原地发呆。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车站门口正上方，时钟指向九点整。
我猜想着如果他真的在家，如果他刚好看到我，会以什么样的表情看待我，那我该说什么呢，我是应该说，我来姑姑家住两天，还是直入主题，你到底有事没有呢？
车站到他家还有两站的免费公交，我茫然地随着人流上车，又茫然地下车，对于接下来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把握。
他家里很好找，村口就可以看到那颗高大的梧桐树，虽然是冬天，叶子都落了，也还是一眼就可以望到，顺着主干道直走，上坡，拐弯，就到了。他家里的门关着，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人，我站在那儿，手里拨着一根路上捡来的树枝，希望里面刚好有人走出来，见没希望了，敲了敲门，没什么动静。
远处走来两个妇人，白脸大红唇，叫嚷着广场有什么活动，手里各拿两把草绿色的舞扇，路过他家门口时，略带诧异地看我。
其中矮胖的妇人一脸慈祥模样，好奇的问：“小姑娘，他家没人了，你来这儿干嘛？”
“小姑娘，估计你来错时候了，他家现在没人，他家人都去医院了，现在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另一个妇人不耐烦地插嘴道。
我虽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心还是凉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我是石在水的同学，那个，你们知道他们在哪个医院吗？”
“好像是县医院吧，我记得他们这么说来着！”
我有点抱歉地谢谢，两个女人扬长而去。
离开时高一点女人的嘴里还在叨念着：“你说，这孩子也真是没福气，怎么这么点年纪就得了那种病呢，我还以为上次治好了，结果就又犯了。”
女人的声音持久地萦绕在耳边，那种病，是什么病，是很严重的病吗，治不好吗，医学这么发达，不会有事的。
我一边又一遍地祈祷，不会有事的。
我几乎不记得自己怎么到的医院，医院门口一个老大爷搀扶着一个老奶奶从门口出来，手里提着吊瓶，老奶奶脸上阴霾密布，老爷爷在一旁劝说着：“咱们啊，再住三天就可以回家了！”
老奶奶不乐意地抱怨：“三天，三天啊，我旁边那个小孩儿晚上吵得我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你是不知道呦，我这老胳膊老腿儿早上动都都不了。”
老爷爷耐心地说：“我这不是陪着你出来了吗，等今天中午我和那小孩儿理论理论。”
“就你能耐。”
话说着说着，人就远去了。
一进门口，气氛整个都阴森恐怖起来，老人们总说医院这地方可怕，第一次自己来，忍不住把围巾紧了紧。
我试着从门口护士那儿打听石在水的消息，可现在医院刚上班，和我一样刚来的人成群地涌进来，护士被围地里三层外三层，我试了好几次，护士都不怎么想理会我。
坐在门口的长椅上，我又陷入了长久的空白，单不说我不能确定石在水是否在这儿，就算是真的在，我也不知道见到他之后该说什么。
在这种地方，但凡是人都会变得无比渺小，初生，老去，病痛，死亡，无人得以避免，医生的每句话，在每个人的耳朵里，都是一样的分量。
我看着来来往往神色各异的人群，挂号窗前排的冗长的队伍，缴费窗口前亦或沉重亦或轻松的动作，世间百态，一瞬间，淋漓尽致，有过之而无不及。
等得无聊了，眼睛差点眯起来的
空隙，一个微胖的妇女闯进了我的视线，一身深棕色的棉袄紧紧裹在她身上，一双看起来泛黄的白色运动鞋，应该是好多天都没有刷过了，脸上憔悴与担忧交错着。
她拿着一张缴费单，声音干哑地打着一通电话，脸上综复杂的表情使她看起来呈现极度的疲态。
我还有点印象，那是石在水的妈妈。
坐在长椅上，我几乎不敢松懈一秒地盯住他，那条队伍马上就要排到她的时候，我才从座位上起来，躲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墙角，自己要是被发现了也不好解释。
她从身上背的皮包里谨慎地掏出一沓人民币，一遍又一遍不知道清点了多少遍，才颤颤巍巍递给窗口。
工作人员麻利地接过钱，点钞机刷刷过了两遍，工作人员又给了她一张单子，她细心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工作人员点头，她才松了一口气，疲软地离开。
我悄悄跟在她的后面，从主楼的后门出去，穿过很长的一道走廊，有一栋灰白色的大楼，大楼门口赫然印着“脑科”两个字。
楼里人不多，每一层都严严实实地闭上门，三楼楼道坐着一个面露愁色的中年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圈一圈吐着烟圈。
上到五楼，她从五楼的门进去，我也跟着进去。
走廊里偶尔有一两个刚手术完的病人走来走去，有家属提着水壶神色色匆匆，她从508病房进去，没再出来。
我脚步不受控制地走到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里面的情形。
里面总共三个病人，并排的三个病床拥挤在一起，床与床之间只有很小的空隙，摆放一张床头桌，刚好站得下一个人，他正拿着手机，茫然得浏览着什么。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妈妈在一旁说些什么，不耐烦了，瞪他妈妈一眼。
我细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表情，他低头了，他抬头了，他看窗外，我看窗子里的他，他站过头来，突然看见了窗户外的我。
我猛地跑开，病房外视野开阔，竟没什么可以躲起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