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
铁路修筑开始了。这里我不熟悉，风雪很大。眼前什么也看不清，往往一个铁锹用了三天，柄头就脱落了。
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一双手。不相识的人肩头扛着相同的砂石土块，面前铺展开茫茫的荒原与烟灰的云层。天黑时有明火，杂糅人声，还有远处的鸡鸣犬吠，被北下的寒风袭卷而去。
我的肩膀不负期望地被冻伤。起初以为没什么事，军大衣许多天都没卸下，加上天气寒冷，清洗伤口更为麻烦，就耽搁了。没过几天，肩膀就举不起来了。
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打算去处理。盖勒克斯在炭火旁烤热了刀，我咬着牙坐下，开始解大衣扣子。寒气灌进来，最里的棉衣和冻伤粘合在一起，一片青紫色。
“你有火药吗？”我只觉得肩头钻心地疼，尽力地将声音放轻。
“火药是撒在枪伤上的，您糊涂了。”他在我身后半蹲下，刀口细细地挑粘在创伤处的布料。我左臂不自觉地颤栗，逼着自己和他说话：“是啊，这两天实在没歇过......”
我真希望，他能把我当做一个剔骨疗伤也能谈笑风生的人。
盖勒克斯停了下来。他把我的大衣往下拉了拉，将手臂伸到我面前。
“您疼就咬着，这里没有木片。”他道。
我只在他挖下腐肉时咬住他的食指闷哼了一声。温热的血液顺着胸口躺下来，他迅速地用绷带止住，把我考到一边。“谢谢”在此时都说不出口，我只听他道：“没破血管，那是淤血。”
我试着活动了一下。他在我身边坐下，给我看了看表——我的休息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这几日天空无星无月。
顺便记一句，母亲来信，说父亲已经被处决了。
3月19日
德国撕毁了慕尼黑协定。
消息过来的时间，大家条件反射般扔下手里的工具去拿枪。
铁路停工了。
4月2日
我翻找到了盖勒克斯的元帅军衔肩章。
他走进帐篷时，我拿着肩章看向他。
他伸手要拿回他的肩章，我甩手闪躲过去，向后磕到桌椅，不得已停了下来。他本是要伸手抓我的肩，似乎想起我没好透的伤口，放下手叹了一声。
我皱了皱眉，把肩章抛还给他。他利落地将那片肩章抛进炭火盆，只听得呲啦一声。
“你是怎么打赢红海战役的？”我真心诚意地问他，“当时前辈那么年轻。”
他默了一默，道：“那时我父亲刚战死。我遇见你父亲——就是我的老师。”
我记得十五六岁时在圣彼得堡见他，那时我不过是个学生。我也叫他前辈，他当时留着长发，美得不可方物。
入伍后头发都剪了吧。
6月7日
斯大林格勒开战了。
我们向莫斯科出发——大概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作最后的鏖战。我军装穿得笔挺，向安东道了别。我们在改编以后没有碰面的机会了。盖勒克斯和我在一个步兵连，好歹能照面。
叶尼塞河刚到开冰期，北方边陲不到六千人的临时师沿河出发。赤尾雉在林间啼鸣着寻找配偶，扑打翅膀的声音简直要盖过车马辚辚与流凌相撞的声响。
晚间的星河也重新灿烂起来。一轮黄澄澄的残月也时常与人会面，玲珑挂在天空一角。
我们乘火车向南方去。
随身的左轮手枪我已经擦拭不下百遍，在拥挤的车厢里，我忍不住把它拿出来细看。盖勒克斯靠着我睡着了，我放下枪，触了触他柔软的发丝，又将手缩了回来。
谁才是美人啊。
他大概被我打扰了，抬起身子。我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将枪收起来。一片昏暗嘈杂中，只有心跳声无比明晰。
“如果不打仗，后半辈子留在伊加尔卡也挺好。”盖勒克斯道，“有原野森林与山脉，和人世不相通......还有西伯利亚的星河。”
我在他有剥茧的掌心无意识地画了个十字。
8月21日
原谅我很久没有动笔。战事繁杂。
战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在莫斯科，动弹不得，每天清早跑完步后神经质地坐在发报机前，或者就是打开收音机。
元首进行了最后演讲，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为土地与人民。”
9月7日
我们在城郊扎营。
树枝在天际拖过横斜的一笔画，落了几只乌鸦。杂草丛生的郊外适合隐蔽，更适合挖掘壕沟。天还没热起来，就又将在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下重归于寒冷。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即将胜利，但那无济于事。日耳曼人的另一支武装越过高加索山脉向我们逼来。
我已经在发报机前坐了两宿。暂时没有任务，我拿起笔来记点东西。我实在想说说我们连的连长，那个有点跛腿的老头子。说实在的他不算老，四五十岁的样子，无来由的沧桑，一双眼睛像是麋鹿的，陷在满脸皱纹里看不真切。
他总喜欢叫我和其他的年轻军人“孩子”，但他总是叫盖勒克斯“副连长同志”。盖勒克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能替他分担不少。我这参谋长，在他眼里大概就是孩子。
今天写了生死状和遗书。连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拿着钢笔在遗书封面上画着简笔画的花儿，其他人也叫他给画上两朵，最好能看出来是矢车菊。
10月1日
战争爆发第一天。
我们在莫斯科西郊与敌人猛烈交火，壕沟外打得一片烟尘弥漫。子弹飞速划过和大型装甲车开过的声音无比尖锐。耳膜好像被震得支离破碎。
我在壕沟里一待就是十四小时，敌人顽固地冲锋，到后来，我换子弹都不需要看枪管和弹夹的合缝处，只听“咔嚓”一声就继续架了枪开火。
这种战况，我也没时间看星河了。
整个人其实已经倚靠在壕沟壁上，腿没力气，只有手眼不断配合着瞄准开枪。后脚踝被人一拉，我毫无防备地向后跌去，一声巨响便在面前炸开。
盖勒克斯把我的后脑往下按去，我大口地喘着气。周围才安静了些，交火再次爆发。
“参谋长，你回去！”九点钟方向的波波维奇猛地向前甩了颗手榴弹，“你看看怎么撤离......”
盖勒克斯在我身旁架起枪，熟练狠辣地开火。
“不可能！”我用尽力气大喊，“这里！这里就是底线！”
说完便去抓我的枪。
这种感觉很奇特，就算过了三四十年我也不会忘记。在那么一刹那，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力的人，足以保护一切，不论生死地保护。
敌人没有再次冲锋。
我握着枪托跳出战壕，绕着纳粹的尸体向远处升起的太阳投去一眼。壕沟里的伤员被运送回城，我回头望着他们，然后看向盖勒克斯。
“美人，你枪打得不错。”他笑起来，我走上前去抱住他。两人身上全是尘土血渍，也顾不得脏。我只觉得浑身上下都被子弹打了窟窿，松开手，下战壕去背伤员。
波波维奇喊了声：“谁家还有威士忌？”
“可去您的吧。”老连长怒道，“明天您活着回来，莫斯科有的是！”
大家笑起来。我摆正了肩章，把一具尸体拉上来。这人死相难看，满脸血污，我帮他擦干净了，才看出这是那在遗书上画矢车菊的男孩。
10月3日
昨天挡住了三次冲锋，没时间记笔记。
中国来了军队，但支援的是南面。我们守着最重要的格尔顿堡，却是孤军奋战。
残阳滴血似的火红。
10月7日
我们与胜利只有一个小拇指的距离。
我结束了祷告，默念一句“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又加上“为土地与人民”。背着的枪杆被擦得锃亮，弹夹是容量最大的那几个。
我们要准备突围，接应援军。
今夜众星闪烁，按照伊努特人的占卜辞，是“难得的好机会”。我和老连长向高加索方向前进，接应从波兰出发的红军军队。但另一支掩护部队依然被需要。
“谁带队？”
“我来。”
我猛地抬头，看到盖勒克斯把枪支别好。他仿佛没看见我脸上的诧异，道：“我知道掩护部队死亡率高。”
但除了他，这里没有人能胜任。
这是最后一战了。
我们简短地握手算作道别，又敬了军礼。向前走了几步，他还是矮身抱了抱我。
“你比你父亲更像一个军人。”他道。
我们出发了。
10月10日
整片荒原上只有我们的脚步。没有后方，没有信号，甚至没有敌人。
我忽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孤独的行人。
人在极度安静封闭的状态下，精神处于崩溃的临界状态。头脑里把本来就没什么故事的人生前二十六年过了个遍。挣扎不得，脱身不得，我仿佛是在一个走不出的梦魇里躞蹀攀援。
晚上休息时猛地从睡梦里惊醒，耳侧都是猎猎风声。头顶是银河，摄人心魄。
10月14日
我们成功了。
日耳曼荣光第一次熄灭。
当我看到北麓的营地时，手不受控制地去摸枪柄。然后，耳边才传来从绝望里倾泻而出的疯狂欢呼。
我骑上马，与盟军一道向莫斯科飞奔而去。我们很平安，那盖勒克斯一定是成功了吧？虽然纳粹的攻击像疯狗，我的元帅也能有办法吧？
抱歉。他不是我的元帅，我们属于土地与人民。
我们从南部开始夹击，那里的丘陵被不计其数的手榴弹与高导炮弹削下去两米左右。我的右肩膀被打穿了，但绷带紧缺，我没包扎。撑到莫斯科城内时，我都要晕死过去。
各路的军队进城会师了。
但我在伤员集中处，并未听到盖勒克斯的消息。
10月20日
听总部说，掩护部队最后一次发回消息是在莫斯科保卫战成功的前夜。
他们调动了敌人的围城的大部分火力，将它们累加在部队作战中。这样的后果，要么把敌人拖死，要么自取灭亡。
今早又咳了血。退伍后可能要转去组织部工作，到底还能做点什么。
盖勒克斯也不会希望我懦弱。
11月12日
今天去了火车站，往圣彼得堡。安东来送我。
笔记以后就不常用了。毕竟城市里的星河，总是没有北西伯利亚好看。
1972年春。
“您是......”年轻的军人拿起笔和纸，“是领取烈士遗骸的家属？”
“不是家属。”那位老人道，“是战友。”
年轻军人看着那腰板硬直的老人走过去，拉开盖在尸骸上的红绸布，将姓名一个一个看过去。最后，他停了下来。
那份遗骸只有一个残破的头骨。
老人蹲下身，伸手捧起骷髅，弯着嘴角，笑得极其温和。 年轻军人还未来得及大吃一惊，他迅速地将头骨放了回去，动作如多年前那般利落快捷。
“我要带回去安葬......”他自言自语道，“去伊加尔卡的哨所。”
那里有西伯利亚最灿烂的星河。